“用“心”指挥，做音乐的仆人——专访着名指挥家陈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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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的陈谢阳还留着“伏尔泰式”的长发。 这个发型是中国交响乐坛的象征。

从艺55年开始，陈谢阳经历了中国交响乐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 他最享受的不是花和掌声，而是和乐队一起陶醉在音乐中的时候，和作曲家一起磨练作品的过程。

他曾率领中国管弦乐队登上世界大型音乐厅，但他知道这几年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音乐作品很少。 中国交响乐的未来在哪里？ 他伸手在空上画了一个音符。

在台上太威风未必是好事

6月24日晚，苏州金鸡湖音乐厅，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的热烈音符落下，台下响起热烈掌声。 尽管观众只坐了三成，指挥台的陈炽阳却久违地喝醉了。

由于疫情，距离他上次举办现场音乐会已经过去了五个月。 55年来，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苦。

“我很幸运，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就没有中断过指挥。 ”。 1965年，陈谢阳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担任指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刚毕业的指挥系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拥有乐队更幸运的了。

他最初接受的重要任务是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 我没想到，这部《摆拍》整整18年来，《白毛女》成为陈谢阳指挥生涯中最厚重的基石。

1984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全国一千多名演员出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上演。 指挥小组共有五人。 是良堃、聂中明、胡德风、徐新和陈谢阳。 陈谢阳是最年轻的。

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无论是重大的庆祝演出还是重要的外事演出，直到近年国庆65周年、建党95周年纪念演出，都可以看到陈谢阳的身影。

面对由数百名演员组成的演出阵容，如何控制全场，真正做到团队合一，无疑是对指挥家统治力和舞台经验的巨大考验。 陈谢阳总是用手、眼、肢体语言轻轻举重，调动乐队的理性和热情。 轻轻挥手，让弦乐轻轻，挥手，让铜管发出胜利的号角，乐队和合唱像万马千军在他手中的指挥棒一样命令着。

有人把指挥家形容为王座上的狮子，被世界有名的管弦乐队指挥称为“指挥皇帝”。 陈阳不想成为乐队的“皇帝”。 陈谢阳说:“指挥家是通过乐队整体演奏共同完成音乐的‘再创作’，在舞台上威风太强不是什么好事。”乐师们用心指挥，乐师们赏心悦目，在我们中间形成气氛，感染台下的观众。”

我忘不了那萝卜烤肉

14岁时，陈谢阳在江苏武进读中学二年级。 曾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工作的姐姐陈力写信说，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正在招生，杂费免费，鼓励弟弟报考。 收到信后不久，陈谢阳穿着祖母做的白布衬衫，背着二胡，在街上整理头发，踏上了考试的道路。

到上海的时候，姐弟俩吃了闭门羹。 本来，学校只招收小学应届毕业生，但此时的陈谢阳已经上初二了。 焦急地反复恳求负责招生的老师，终于得到了“问问看”的回答。 陈阳拿着二胡走进教室，一首《歌二郎山》感动了几十名考官。 最终，他通过“特一号”复试考证，通过考试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属的大门。

陈谢阳一生都记得在学校吃的第一顿饭:萝卜烤肉。 带肉的饭，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从那以后，他每天早上都把柴可夫斯基的《流浪音乐家舞蹈》作为“起床号”。 到了周末，同学们纷纷回家，他依然在学校练习钢琴。

大家都认为陈谢阳在上海没有房子。 其实，多年前陈谢阳在上海有房子。 他的父亲叫陈蝶衣，是《万象》杂志的创立者、《南屏晚钟》、《凤凰于飞》等多首流行歌曲的著名作词者。 但是父亲离家母亲去世后，12岁的陈谢阳和祖父母一起在老家过着武进生活。

来到上海后，陈谢阳填补了最初的苦学。 有一年冬天，姐夫去上海出差，发现陈谢阳的跑鞋破了个洞，脚冻得通红。 姐夫鼻子很酸，脱下自己的鞋换陈谢阳。

高中毕业时，陈谢阳从一个不懂五线谱的农村孩子变成了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 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和作曲系看到了他，老师们“在争夺”他。 最终，陈谢阳选择了指挥系，听从了著名指挥家黄晓和教授学的指挥。

“当时如果是作曲系‘赢’的话，中国可能会多一个作曲家，少一个指挥，”陈谢阳笑着说。

一代传人的“大家的长度”

1978年6月，世界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在中国演出，全国各地的指挥家齐聚北京，掀起了“小泽征尔热潮”。 坐在台下的陈谢阳，自己听后浑身发痒。

当时的他，没想到三年后小泽征尔坐在美国的家里，偶像自己做饭做生鱼片招待，两人促膝长谈。

在美国学习考察的那一年，为陈谢阳打开了新的艺术之门。 他在耶鲁大学奥托·穆勒教授那里进修了指挥家，听了指挥家伯恩斯坦的彩排和音乐会，与祖宾·梅塔、小提琴家斯特恩进行了交流。 与大师们的交往，陈炽阳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为形成自己的指挥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1982年，陈谢阳在美国首次举办棒阿思本管弦乐团。 他的指挥热情华丽、深沉、细腻，中国芭蕾舞的舞曲《灵魂》和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震惊了会场。

回国不久，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管弦乐团强烈邀请陈谢阳加盟。 于是他兼任了二职，并作为这两个重量级管弦乐队的常任指挥，开创了我国音乐界的先例。

在美国学习时，陈谢阳发现海外交响乐团由音乐导演和社长分别负责艺术和行政。 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后，他大胆提出，把上海交响乐团从团长负责制改为音乐总监负责制。 1986年，陈谢阳成为第一位音乐总监。 这在上海和整个中国都是创立的。 接着，他首次在全国推出乐团音乐季，引进海外优秀演奏者，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和改革创造了标杆。

湖南路105日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家”，从老团长黄李钧到继承人陈谢阳，度过了60多年。 在团员们心中，陈谢阳似乎是一个更大的事件需要担心的父母。

20世纪90年代初，外国毕业来到上海的演奏家没有住的地方，只住简易小屋。 陈炽阳无法安心，设法筹措，终于给了“家人”一个安居之所。 公演找赞助商，拉广告，也是这个“家长”亲自出马的。 这一天后来被陈谢阳定为“上交最难的一天”。 1993年，陈谢阳打破“铁饭碗”，推行全员聘任合同制，按职务确定工资，大大提高了演奏家们的积极性。

一生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

在小泽征尔家吃生鱼片的时候，陈谢阳向偶像表示:“想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 这是他的愿望，他也把它看作是承诺。

1990年，为了庆祝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建成100周年，被邀请参加第一次舞台的中国交响乐团。 2000年，与大提琴家马友友合作，录制了《卧虎藏龙》电影的原声音乐，并于次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 2004年提交建设团125周年，陈谢阳带着上交登上了著名的柏林爱乐大厅。 这是第一个在柏林爱乐乐团迎接的中国交响乐团。 从《火手节》到《愁空山》，表演结束后，会场的000多名听众起立鼓掌。

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除了中国交响乐外，他还将中国的民族音乐推向了世界。

陈谢阳是中国指挥家家中罕见的穿越中西音乐——既能指挥西方交响乐团，也能指挥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音乐家。 他的民乐“基因”来源于童年。 他妈妈是京剧爱好者，我教他在闲暇时唱点京剧和昆曲。 听妈妈唱《梅龙镇》《甘露寺》是他小时候最大的喜悦。

“交响乐与民乐的指挥技术和方法相似，但两者风格完全不同。 中国的音乐有很多变化，很有韵味。 西洋音乐在于结构，在于轻快。 ”

1998年，陈谢阳首次带领中央民族管弦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到了加演环节，陈谢阳手舞足蹈，依次演奏了板鼓、锣、钹等中国打击乐器相似的节奏。 在推测观众是什么曲子的时候，演奏了“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旋律，会场气氛热烈。 没想到这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存返回曲会以这么特别的方式登场。

在这场音乐会前夕，奥地利著名主持人布拉维教授建议陈谢阳增添《拉德斯基进行曲》时最好具有中国特色。 陈谢阳想了一晚上，终于出现了灵光，决定用中国的打击乐器做引子。

《拉德茨基进行曲》结束后，观众们意犹未尽，陈谢阳带领乐队加了四首歌，创下了附加记录。 国内外多家电视台转播了音乐会盛况，中国民族音乐首次在欧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我和朱实践耳不可分”

陈谢阳55年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交响乐近几十年的迅速发展。 有乐评人做过统计，陈谢阳是表演中国作曲家新作最多的指挥家之一。 在担任上交的23年间，他指挥演出的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其中国内作曲家134人。

“吕其明先生的《红旗颂》大致指挥了几百次。 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也数不胜数。 《梁祝》更记录了几个版本？ ”。 陈谢阳说:“在合作过的中国作曲家中，叶小纲、谭盾、瞿小松等人的作品我很喜欢，但我指挥作品最多的中国作曲家还是朱实践耳先生，我和他分不开。 ”。

1986年，陈谢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首演朱实践耳的《第一交响曲》。 虽然很多听众第一次接触现代作品，有些人觉得不可接受，但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震惊乐坛。 接着，朱实践耳又创作了《第二交响曲》。 这部作品使用了非常独特的乐器——锯琴，充满了悲剧力量，是陈谢阳最吸引人的朱实践耳作品之一。

很多人问陈谢阳，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指挥者应该是作曲家的代言人”。 在与前辈指挥家李凌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指挥家应该是作曲家的仆人，不是高大的法官。”

陈谢阳和朱实践耳是罕见的艺术伙伴。

从60岁开始，朱实践耳在22年间创作了10首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 每次他写新作，陈谢阳都会指挥一部分。 每次练习新作品，陈谢阳总是请朱实践耳朵上台给乐队讲作品的内涵和感情。 在演奏时，陈谢阳发现个别地方的演奏效果不理想，提出了朱实践耳的编纂。 “有些意见他会接受，但有时他也多次。”

朱实践耳常常“给陈谢阳带来难题”。 “他的《第五交响曲》需要使用50多件打击乐器。 我们在找。 有时自己做。 ”。 陈谢阳说:“我认为朱先生的《第十交响曲》(江雪)写的是他自己。 这部作品很有创意，其中有京剧歌、古琴琴音。 演出中必须播放录音。 节奏必须非常准确。 稍有差别，就会发生错误。 演出时的压力真的很大。 可以说这是我指挥过的最难的交响曲之一。 ”。

11月1日，在陈谢阳从艺5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唢呐协奏曲《天乐》演奏结束后，93岁的朱实践耳从观众席起立，将大拇指竖起台上的陈谢阳，会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他说:“探险家的心很孤独，没有陈谢阳和上交，我的音乐就死了，他们把五线谱变成了交响的声音。”

年6月，陈谢阳在北京指挥国家交响乐团练习《英雄之诗》时，朱实践耳托的女儿拿来了信和巧克力，在皱巴巴的纸上写了端正的字:陈谢阳的老朋友，练习很辛苦，要吃巧克力。

两个月后，朱实践耳去世了。

年5月，陈谢阳带着朱实践耳的代表作回到母校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这是朱实践耳生前未完成的愿望。 与这个学校毕业的指挥家李德伦、郑小瑛、黄晓同、女高音歌手郭淑珍等人不同，在留学俄罗斯之前，朱实践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 多年病了的他，躺在上海的亭子中间听收音机自学的音乐。 进入这所学校，他才开辟了真正的艺术之路。

“这次公演的排练时间非常紧张。 一开始，乐队不熟悉朱先生的作品，所以有点不介意。 随着排练的进行，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非常投入，而且很欣赏小朱的作品。 ”。 最终这三个小时的音乐会震惊了俄罗斯音乐界。

对话

“不能与听众作对”

解放周末:优秀的指挥家需要具备那些素质？

陈谢阳:首先需要技术和经验。 更重要的是人类。 虽然只是水平，但不成人的话，容易惹恼乐队和观众。 指挥者必须尊重演奏者和观众，没有他们，我们什么也不做。

解放周末:从艺55年开始，从上海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民族管弦乐团到近年来的苏州交响乐团，你指挥的乐团非常多，能谈谈乐队信息表达的艺术吗？

陈阳:和我合作的乐队很开心。 我会想办法启发大家，不骂人。 我想我必须永远把音乐放在第一位。 只有这样，指挥和乐队之间才能达成真正的协议和默契。

指挥家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在舞台上享受掌声，而是在舞台下把乐队训练成高水平的队伍。 一个交响乐团的成长，就像广东人的柚子汤，只要点燃了，味道就会变得纯净。 我国交响乐团这几年发展很快，但各地水平参差不齐，要建立优秀的管弦乐团，指挥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和熟悉是不可缺少的。

解放周末:你如何评价管弦乐队的水平？ 指挥的眼睛一定和普通听众不一样。

陈谢阳:好乐队跟着我，手里“让我揉揉”。 虽然我组了很多优秀的乐队，但是最默契、感情最深的还是上交。 虽然现在演奏者与那一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从乐队以前就一直流传下来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艺术氛围。 我想做的也是纯粹的指挥家，真的是搞艺术的。

解放周末:您的职业生涯证明了中国交响乐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 现在很多西方指挥家感叹“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中国未来的优秀交响乐在哪里？ 对年轻的作曲家有那些建议吗？

陈谢阳:多个作曲家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在世界上表现着中国，但这几年，真正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的作品并不多。 现代作曲家中，我最尊敬的还是朱实践耳先生。 据说当时朱先生的音乐很难听，但至今仍有人这么认为。 其实，他的音乐有相当的民族性，更可贵的是他在所有的作品中都有了新的探索，对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探索。 这种探索精神很少见。 他的音乐风格是现代派，但他不是有意的。 他的作曲技法都是为复制品服务的。 这对现在的作曲家来说很有意义，不要为了成千上万的技术而使用技术。 没有内涵和思考，技术只是空壳，演完就被遗忘了，真正的经典音乐终究要用感情打动人。

这几年，很多西方音乐家都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交响乐的听众很多。 交响乐是抽象的艺术，本来就很难懂，作曲家不能与成千上万的听众为敌。 不能孤芳自赏。

解放周末:你认为这些年听众对古典音乐的诉求和欣赏水平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炽阳: 1985年，策划了纪念贝多芬诞生215周年的音乐会。 贝多芬交响曲全集首次出现在上海舞台上。 我和黄李钧、曹鹏接力指挥了。 乐迷通宵在上海音乐厅等售票员，队伍在上海音乐厅转了好几圈。 三年后，我策划了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公演。 8场演唱会的门票不到两个小时就被空抢购一空。 在改革开放初期，听众，特别是年轻听众，对交响乐可以说如饥似渴，但那时真的很少有人能听到交响乐。

1985年，我和上交老团长黄李钧先生成立了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 这部《爱乐之家》培养了许多交响乐听众。 近年来，在各大管弦乐团和媒体的推动下，听众的欣赏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听众素质完全不亚于国外，一些乐迷的口味还很挑剔，这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