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聚光灯下的中国公益：专业有效花钱比筹款更难

本篇文章10330字，读完约26分钟

2019年“99公益日”线下活动。

互联网聚光灯下的中国公益

海阳

这个国家每秒钟都有无数的故事发生，有些很小，有些很遥远，但它们可能和你我有关。

例如，在天山的高山地带，一只“伊犁鼠兔”从岩石的裂缝中探出头来，附近的红外摄像机被触发，20年来第一次捕捉到了这个物种的活动图像。这只可爱的小动物有一张泰迪脸，比雪豹还要罕见。大多数时候，对它们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是由一个科研小组自愿进行的。

伊犁鼠兔李维东/照片

在内蒙古的西北端，沿着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缘，一棵新种植的梭梭树正在努力将它的根扎进沙层。他们将与数以千万计的同伴一起封锁南方沙漠，并确保中国北方甚至更远的地区免受风沙侵袭。

长江之夜，一艘满载马力的快艇正在追逐被盗的渔船。快艇上的河流巡逻队员一年到头都在这片水域游泳，保护濒临灭绝的江豚。再往南，在一条布满薄雾的山路上，一个年轻人正在挣扎，他离前面的村庄还有一公里。他的背包里装满了精心挑选的书籍，它们是山里孩子了解世界的窗口。

这些都是正在进行的公共福利行动。它们存在于政府和市场力量暂时无法充分照顾的角落，填补了容易被忽视的社会空白。它们的长期运作依赖于公众的支持，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误解和沟通渠道的缺乏，公益事业离公众还很远。

如今，互联网正在缩短这一距离。无论是伊犁鼠兔“发芽”，还是担心有一天黄沙会遮住头顶的蓝天，人们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在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找到许多相关的演员。他们在讲台上集中亮相，并有机会展示自己和空的房间。在作出判断后，人们只能通过点击屏幕上的支付按钮来作为“捐助者”参与公益活动。

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人为保护伊犁鼠兔项目捐了20元钱，但他无法靠近天山的岩层观察鼠兔的生活状况。要一窥中国的日常互联网公益，“99公益日”是一个极好的“岩石裂缝”。

每年九月，中国的互联网公益都会进入“超频模式”。两个平台都选择在9月“创造节日”，腾讯的“99公益日”从7日到9日，阿里巴巴的“9.5公益周”从5日到11日。

今年的“99公益日”创下了“4800多万捐款和17.8亿元公众捐款”的新纪录，这两项数字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商场展板前嘶哑的志愿者，疲惫不堪躺在沙发上的公益组织的年轻员工，以及腾讯公益35个站旁的12张野营床。

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个人的多次捐赠”，我们应该对这个几乎耗尽各方努力和资源的盛大仪式的成就给予折扣。对于中国超过11亿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来说，公益作为一种值得期待的社会治理方式，仍然是一个少数问题。无论是一个平台还是一个公益组织，前面的路仍然是漫长的。

筹款很重要，但公共福利不仅仅是筹款

在互联网公益出现之初，它的功能是直接而简单的:筹款。

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了中国民间力量的集中爆发，几乎每个人都想为救灾做点什么。有人连夜直接去灾区参与救援，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公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捐款，甚至小学生也在操场上排队，等待捐出他们的零花钱。

当时，捐赠渠道要么是放在单位入口处和学校操场讲台上的捐款箱，要么是银行账户。捐赠者需要去银行把钱转到公益组织。

事实上，地震发生后，所有主要的“中国”前缀公共筹款基金会都公布了他们的筹款账户，但截至下午5: 50，当汶川地震被确认为7.8级地震时，银行已经下班了。

公众的捐赠成本过高，受公开发行资格的限制。当时，中国的民间公益力量处于尴尬的境地: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依靠政府购买服务，或者接受少数“金老板”的大笔捐赠来维持运营——他们来自基层，但远离公众。

罗亚军对这种感觉很熟悉。中国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日老战士公益基金(以下简称“抗日老战士基金”)成立于2013年。第一个月，它只收到了58个人捐赠的5.4万元，其中大部分来自“熟人”。该基金的前身是一个关怀退伍军人的网站。1000多名退伍军人得到了支持，每月生活费为50万元。

由关怀抗日战争退伍军人基金资助的退伍军人。

“当时，他们都是‘刷脸公益’，很多人捐钱‘卖脸’。”罗亚军回忆说，在基金会成立之初，钱是最现实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能否生存下去。”

他们只能依靠成立该机构所需的200万元注册资金为受助退伍军人提供生活费用。所有的钱都来自同一个企业的捐赠。

抗日战争退伍军人基金成立后的第二年，人们开始习惯没有钱包的生活。罗亚军试图将退伍军人项目放到互联网公益平台上，那年筹集了718万元，数十万条捐赠信息“一盒a4纸打印不出来”。

当年直接影响他们生死的企业今年捐赠了90万元。然而，一切都不同了，他们最担心的这个“不稳定因素”在此时已不再至关重要。

今年，中国互联网公益事业共筹集资金4.28亿元，这只是中国1042亿元总捐款的一小部分。就像照顾退伍军人一样，一些少数民族项目在传统的公益圈里很难得到关注。虽然1000亿元与他们无关，但4亿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客厅，让他们可以继续深入到更广泛、更容易被忽视的重大问题之外的社会细节。

用户通过扫描代码登录互联网公益平台。

成立之初，腾讯公益的目标是“解决公益组织最迫切的需求”，并将帮助筹集资金作为平台最重要的功能。

在2015年第一个“99公益日”，腾讯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腾讯基金会)拿出1亿元按照1: 1的比例“分配捐款”——网民捐赠一次，腾讯将帮助网民再捐赠一次。

捐赠分配的激励效果非常明显，3天内募集的公众捐赠超过了腾讯公益2014年的捐赠总额。一些公益组织的“燃眉之急”已经解决，全年的筹资目标几乎在三天内就实现了。

这似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或组织者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位参加当年“99公益日”的公益组织负责人回忆说，第一天的捐款金额会在黎明前发放——大多数人晚上都睡着了，不可能打开手机捐款，捐款是由公益组织自己“刷”的。

随后，媒体报道称，一些公益组织“集合捐款”和“机器刷捐款”。他们用个人甚至借来的钱在平台上捐赠自己的项目，并利用腾讯的捐赠，把“公益日”变成了“抢钱日”。

“不要认为做好事就能超越一切，最终会让组织中一群有价值、有理想的人失去信心。”广州市满天行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满天行”)的创办人梁就曾目睹过许多同行被“火烧眉毛”。“钱不见了，人也不见了。”

在第二个“99公益日”，腾讯公益设立了单笔捐款不超过999元和一笔捐款判决等机制。今年，“集合捐赠”和“画笔捐赠”基本受到遏制，但在被互联网冲走两年后，一些公益组织已经明白了社会媒体的传播逻辑——“苦难、贫穷和苦难”的故事可以让公众慷慨解囊。即使事实本身已经够残酷的了，公益项目的图片、标题和叙述方式可能会更耸人听闻。

客观地说，提高筹资效率可以更好地帮助受助者，但公平的目的和不公平的手段对行业的危害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正逐步成为公益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一些理性的公益人士担心，坏钱赶走好钱，这将使真正的专业公益组织失去机会。

尝到技术红利的互联网公司相信，技术可以改变世界。但这一次，腾讯公益开始思考，缺乏技术的价值主张，美好的愿望可能会导致可怕的事情。

在“99公益日”之后，他们试图找到答案:在公益领域，比效率更值得倡导的是专业精神。

“一个公益项目能吸引多少资金？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腾讯公益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这个问题被抛到了每个人面前。

“一开始，我们想撕掉指数，触摸指数或明星推广效应。在分析了所有因素之后，答案是透明。”在2017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腾讯基金会主席郭在会场下方对观众说。

只有成为专业机构，我们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像所有“自我强加”的变化一样，专业精神的实现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腾讯公益员工在“99公益日”工作。

在2017年第三个“99公益日”之前，腾讯公益平台推出了“透明组件”。在此之前，人们只有在朋友圈子里打开公益项目的链接后，才能在项目介绍中看到各种感人的故事。这一次，项目捐赠的实施进度和支出细节也出现在产品中。

这些看似简单的账目给公益组织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许多组织没有专业的财务人员。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为接受者提供良好的服务。簿记只是一项边缘工作。当腾讯公益询问各种细节和总结时，他们只能找到抽屉里堆积的账单的线索。

“第一年我们很害怕。”梁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在站台要求结账后，从每一笔材料采购到员工出差的火车票，一切都需要整理。该组织的工作人员忙得没时间招聘实习生帮忙拍照和扫描，最后上传到网上，“我已经做了一个星期了，终于赶上了公益日。”

那段时间，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毅“电话响个不停”，全是公益合作伙伴“发疯”的唾沫。她总是微笑着解释，理解每个人的“不相容”。“但这是一件好事，不是吗？”

在公益项目的页面上，与项目介绍中的感人故事相比，这些财务数字毫无感情可言。有些人很容易忽略它，而另一些人就此打住，重新考虑是否要点击捐赠按钮。

“当公众看到透明组件时，他们可能会感觉很糟糕。你不能支持它，但在过去它是一个黑箱，你不能判断什么是非营利组织。”孙伟告诉记者，“最终的结果是优秀的非营利组织被推迟，而差的非营利组织没有被淘汰。”

透明度部分推出后的第二年，该平台找到了德勤(一家世界著名的会计公司)，并为公益组织设计了一个更简单、更友好的财务披露模板。组织只需要输入相应的数据，很多账户都会自动计算。

今年，腾讯公益平台的定期财务披露已经成为许多公益组织的日常工作。梁决定招聘一名专业会计师，并在平台上公布更详细的财务信息。

在制度透明度成本降低后，“99公益日”的门槛开始上升。2018年，有1000多个项目被拒绝，因为它们不符合"财务要求"的要求，或者没有通过年度审查报告。

“已经这么苦了，你为什么还问这么多？”梁经常看到他的同龄人在群体中抱怨。

做了10年公益事业的梁，能感觉到“做这份工作不容易”是中国公益圈里最容易引起共鸣的情绪之一。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过几乎相同的经历:因为一些偶然的生活经历，在被感染后，他们被使命感推进了公益圈。

梁出生在农村，他的父亲在童年时就去世了。他和他母亲搬到了这个城市。他说他家旁边的图书馆改变了他的生活。后来，他辞掉工作，创办了“婴儿之星”，专注于促进农村儿童阅读。

罗亚军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大学，本可以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大三暑假的一个共同决定成了一个转折点。当时，她跟随一个纪录片团队拍摄抗日老兵，当她看到昔日的“国民脊梁”时，他们在被遗忘中迷失、枯萎，他们“困在里面，再也出不来”。

他们会直接面对接受者，然后埋头做事，而不看行业。就像罗亚军的口号“老兵在风中，我们在路上”，这种紧迫感使她无法停止，否则她将“感到内疚”。

退伍军人网站上有40，000多名成员。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由于利益的聚集而充满激情地工作，起初帮助了许多退伍军人，其效率极高。

“有时老兵在半夜需要紧急援助。志愿者给论坛主持人打电话，钱很快就会到位。”罗亚军回忆道。

因为我们从未做过“筹款预算”，所以该网站每年都会收到大量的“捐款”。在捐款的使用上，主要负责人也有最终决定权。一位网站创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有时候一夜之间就能分到几十万元。”

网站上对“财务披露”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取决于志愿者的自我意识。每次给退伍军人发放支持基金后，志愿者都会把收据放在论坛上，但经常会出现收据延期甚至不发的情况。

罗亚军记得一位女明星向该网站捐赠了80万元人民币，并想要一张收据。因为我从来没有开过“募捐”收据，所以深圳的网站志愿者现在只能去文具店买一张。开幕式后，在场的20多名志愿者不知道该签谁的名字，最后他们不得不离开。

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出现，几个创建该网站的前朋友，因为他们的想法不同，去了同一个办公室，但没有交谈。最终，这个曾经以光辉形象示人并因强烈的国家正义感而得到志愿者支持的明星基层组织因为内讧而以近乎闹剧的方式分裂。

后来，“退伍军人网络”进行了重组，首先是在中国社会救助基金会下设立了一个特别基金。

"它必须专业操作."经历了整个过程的罗亚军坐在更名后的办公室里，语气坚定。

自2008年中国民间公益开始以来，有太多的基层组织走过了“老网络”之路。到目前为止，“草根”在中国的公益领域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恭维。

如今，网络公益为基层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也降低了专业建设的成本。梁的团队对平台方“需求过大”的抱怨越来越少。

“许多连发票都不会贴的公益组织也自称是基层组织。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梁说:“草根似乎代表民间力量，但草根应该代表生命力。”

梁是带着孩子来的。

他说，“满天星”曾经是很草根的，但“慢慢脱离草根，成为一个专业的组织，才可以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满堂红》从成立之初就坚持要做第三方年度审计，当时梁只是把审计报告放到了官方网站上。他从没想过谁会去一个小组织的网站上浏览里面的表格和数据。

他不记得那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另一方是企业主，他表示将连续三年向“满天行”捐赠大笔资金。老板语气坚定，说他每年都会看《满天星》的年度评估报告，而且“干得不错”——这是他决定捐钱的最大动机。

“其实，有些事情。表面上看，转换率可能很低，但实际上做与不做是有区别的。”梁对说道。

罗亚军几乎从未错过一张发票。它们在腾讯的公益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查看。她还坚持让一线志愿者写下项目的实施情况，然后发现每次项目实施的漫长过程在平台上反馈给公众时，抗日战争退伍军人基金的捐赠曲线都会出现一个小高峰，那就是数十万网民“至少再捐赠10万元”。

孙怡在进行捐赠人回访时，遇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那是qq时代，在“qq Farm”里有一种“爱情果实”，只有在每月捐款开放的时候才会给。一个用户根据提示打开一个月的捐赠，只是为了种植其他人在农场没有的蔬菜。她不在乎每月自动扣除的10元钱去了哪里。

到了第三个月，她在平台上留言，嘲笑自己是个“傻瓜”，每个月花10元买6个虚拟种子。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收到了来自公益组织关于捐款落实情况的反馈，看到一个贫困的孤儿能够安心上学，包括她每月捐款10元。

" 10元是两杯酒的钱，但它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位用户在接受孙的回访时告诉。

现在，这个曾经花钱购买虚拟种子的“傻瓜”已经成为腾讯公益每月稳定的捐助者。

从“躺下来收钱”到主动服务

除了公众和平台之外，非政府公益组织还应该与企业和公共募捐基金会打交道。

2015年之前，由于缺乏公开发行资格，大多数非政府公益组织的筹资仅限于一个小圈子。

"就像卖保险一样，我一遍又一遍地搜索我周围的人."梁回想起当时的招聘经历，然后扯着嘴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在中国，像“满天行”这样的“社会服务机构”有39万个，而具有公开募股资格的基金会只有1600多个。

根据慈善法，无论他们是“满天星”还是抗日战争退伍军人基金，他们都必须与公共筹款基金会合作，通过公共渠道筹集捐款。然而，在“99公益日”出现之前，这种合作很少发生，双方处于两条平行线上，很难找到交集。

现在，当腾讯的公益平台开通时，人们会发现这两个机构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起:项目由非政府公益机构发起和实施，公益募捐基金会负责接受捐赠、审计和监督项目。

今年“99公益日”期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女基金会”)挂靠了130多个非政府公益组织项目。就在五年前，这个数字还是个位数。

受资助项目部负责人赵告诉记者，作为全国妇联发起的一个老基金会，长期以来，全国妇联90%的捐款来自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捐赠，相对稳定。

妇女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经营一些自有的公共福利项目。这些项目往往委托给基层妇联，但妇联每天都要承担很多繁琐的工作，不是专业的公益组织。"虽然他们工作努力，但很难兼顾各方面."

“到时候，妇女基金会会一步一步地把几个项目做好，很少和非政府的公益组织打交道。”赵告诉记者。

梁还记得，在满天行成立初期，因为缺钱，他成立了一个公益募捐基金会。他提出了精心准备的合作计划，但对方以“祖父般的态度”回应他，希望立即放弃空。

抗日战争退伍军人基金也通过一个在公开募股基金会担任董事的熟人获得了一笔宝贵的“特别基金”附属配额。

后来，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它的力量在于，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真正忽视它。

在互联网公益兴起之初，妇女基金会将自己的项目放在腾讯公益平台上。赵承认，当时，许多前缀为“中国”的公共筹款基金会都“投资”了他们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妇女基金会最初“接触网络”的动机是“看到我们的同龄人在这样做，我们不能落后”。

直到2015年的“99公益日”，腾讯公益突然找到了妇女基金会，并告诉他们许多关注家庭领域的公益组织“做得很好，但一直缺乏基金会的支持”。然后建议双方合作并“在平台上尝试”。

当时，成立了近30年的妇女基金会一直想“张开双臂”，让更多的群体受益，但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你不能仅仅依靠妇联，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赵也知道律师和顾问在家庭暴力问题上比妇联有更多的发言权。一个有医学专业背景的组织显然可以为农村女教师和母亲做一个更详细、更全面的乳腺癌筛查项目。

他没有想到合作达成后，妇女基金会的工作模式完全改变了。

无论是平台方面还是基金会内部管理系统都对项目能否上线都有严格的规定。

“首先，项目对接人是在第一时间。项目执行机构的年度审查报告是否合格，执行能力是否足够，预算是否符合规定，住宿是否超标，都必须认真检查。”赵的讲话速度正在加快。“第一次试用后，将由部门主管进行审查，最后，将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审查。”

每个项目都必须经过“第三次评审”。结果，第一年就有100多个项目涌入。截至2017年“99公益日”，妇女基金会“附属”了255个项目。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与非政府公益组织的“联合募捐”中，妇女基金会从网络公益中筹集的捐款仅占募捐总额的20%左右，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捐款仍然是最大的一块蛋糕。

"这20%的筹款花费了我们200% . "赵笑着说，在过去的五年里，妇女基金会的员工人数从40多名增加到现在的70多名，“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互联网公益服务的”。

在妇女基金会工作了13年的赵，原本过着相对悠闲的生活，到了中年却突然变得忙碌起来。然而，他说他很享受这种状态，这使他更加意识到“公益人士”的感觉。

“每个人都感到痛苦和幸福。认识这么多优秀的合作伙伴，让更多的人受益，这很有意义。”赵对说道。

去年，赵负责了一个名为“超级妈妈”的项目，该项目获得了“中国慈善奖”。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非政府公共福利组织的女性领导人提供支持。一位来自山东的母亲被推荐到木兰学院，在北京大学与中国顶尖的女性商界领袖一起学习最先进的组织和财务管理。一些母亲将有机会在国外交流，参加各种妇女论坛，并从中学习营养。

“中国的私人公益事业并不容易，尤其是以女性为主导的公益组织。”赵感叹:“作为全国最大的服务妇女和家庭的基金会，我们有责任支持这些妇女发展自己的公益事业。”

对于赵来说，无论他是否注意到，自从公益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他的公益观已经发生了变化。像妇女基金会这样的“政府经营的”基金会已经从过去金字塔的顶端变成了在底部提供支持的“服务提供者”。

如今，梁在接触公益募捐基金会时从未遇到过“爷爷的面”。相反，另一方变得活跃起来。管理费一度占捐款的10%，后来一路降至免费。以前需要一年才能发放的捐款，现在不要着急，它们会在一个月内出现在机构账户中。

有些企业比以前更容易处理。虽然中国企业每年的捐赠约占中国捐赠总额的70%，但这笔钱一般与小型公益组织无关。为了品牌传播，企业很难与缺乏影响力的小组织合作。

梁还找企业“谈协议”，但很少成功。“99公益日”诞生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每年，交通资源都投入到“公益日”中。再加上腾讯品牌的代言，只要企业能参与这个“嘉年华”，把自己的标识和腾讯基金会放在一起，公益组织的规模对他们来说就不再重要。

专业有效地花钱比筹款更难

在2017年达到顶峰后，妇女基金会的附属项目数量连续两年下降。到今年的“99公益日”，项目数量比2017年下降了一半以上，只有132个项目。

有些已经运行一年以上的项目没有上报，在审计过程中被拒绝。除了定期监督和检查之外，妇女基金会还将对该项目进行“扩大审计”，以“看看他们的项目是否扎实”。

“我们现在并不追求有多少项目需要申报，有多少非政府组织需要合作。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受益者效应。”赵告诉记者。

他经常会遇到“似乎设计得很好”的项目，筹资也很顺利，但他一直无法拿出一份总结报告。原因往往不是公益组织“吞”了钱，而是他们的执行力不够，“他们得到了钱，却做不了事”。

事实上，许多非政府公益组织都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即使它们通过透明的财务披露筹集资金，它们是否能够很好地实施该项目，如何才能被认为是好的？

在国外，公益行业有很多第三方评估机构，他们会独立、专业地评估公益项目的实施效果。但是在中国，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的专利。

“非营利组织的目的不是筹集资金，而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梁广海说:“专业而有效地花钱比挣钱难多了。”

在腾讯的公益平台上，有几十个儿童阅读推广项目，大部分页面都做得很好。如果不够小心，用户很容易忽略“隐藏的”“财务披露”入口。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错过了“漫天要价”的发票，甚至连办公设施也不知道。

“如果用户看不到项目之间的区别，这意味着平台做得不够好。”孙伟坦率地说，“我们提供的信息应该支持用户做出判断。”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每一个设计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公益事业进程的一缕清风。

过去的每一年，“99公益日”的数据都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只能看到互联网公益事业的更高成就。今年“99公益日”的最后一个下午，腾讯公益成立了一个名为“冰山下的透明探索”的小组。

"在公益现象和数据的背后，如何保持一个持续的正常状态是很重要的."在今年“99公益日”的启动仪式上，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腾讯基金会名誉主席陈一丹表示，“冰山下的情况，慈善组织和公益平台更值得关注。”

这一次，“透明度”不仅仅针对非营利组织的各种财务报表。

在腾讯公益高级产品经理于正在测试的新产品中，组织负责人也应该“透明”:为什么做公益和做了什么公益同等重要。当您打开项目页面时，用户不仅会看到项目介绍，还会看到项目实施效果介绍等。

余手机上的这些新功能有机会成为公众选择捐赠哪个公益项目的依据。但至少目前，腾讯公益的前三大捐赠几乎都是医疗救助项目。他们的照片也惊人地相似，孩子们总是戴着面具，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

“这些孩子确实需要紧急援助，但我们担心的是这些捐赠中掺杂了多少冲动。”孙毅说道。

去年，该平台推出了一个“冷却器”，试图“阻止”用户捐钱——在付款前一步，该平台将强制弹出一个窗口，简单列出项目的“透明”信息，以便用户可以选择是否继续。

对于余来说，很难说这个flash提示对“理性捐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位曾经担任证券和互联网产品经理的“老鸟”至今仍在使用这一功能:过去，他最关心的是用户数量和每日活跃用户等数据。现在，他的工作与这些数据无关，他甚至想抑制它们的上升。

“从‘酷’开始，平台的思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追求数量，而是追求理性和价值。”余何谦告诉记者。

公共福利就像社会的一个杠杆，可以聚集微小的力量来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一个急需帮助的孩子，一只濒临灭绝的江豚，还是一项值得期待的科学研究，都值得人们关注。

在美国读大学时，余何谦和同学们聊天，发现他们都喜欢谈论社会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关心的领域，许多人都有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接受固定的捐赠。”余何谦回忆说:“什么是组织的专业能力，什么是创始人的背景，有什么样的故事，当他们谈论它时，他们非常有信心。”

回国后，这些经历成为余进入公益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的“99公益日”，腾讯没有增加捐赠金额，与去年的3.9999亿元持平。随着捐助者数量的增加，平均捐助比例从2015年的1: 1降至1: 0.2。

“我努力工作了这么久，所以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将来怎么玩？”9月7日，在梁所在的小组中，一些同行抱怨道:“如果我们不努力筹集资金，腾讯公益会有今天吗？”

梁在组里没有说话。“满天星”，像这些同龄人一样，为了公益日加班熬夜，血汗钱少得可怜。

“捐赠人越来越多，捐赠不可能一直提高。这可能成为未来的正常状态。”当天晚上，他在一篇观察文章中写道，“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与公共募捐者、企业和潜在捐助者的联系成本都降低了，值得珍惜。利用这样一个“节日”，注重与公众的联系是“99公益日”的意义所在。”

许多同事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梁的朋友圈里，有的同事不再像往年那样叫人捐钱，而是改抄为“转发也是爱”。

“无论是一个平台、一个公共筹款晚会还是一个公益组织，这个行业的生态都需要每个人共同打造。”孙伟说:“谁做不好，谁就成了木桶中最短的木板。”

2008年，当民间公益事业开始时，中国捐赠了1070亿元。到2018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600亿元。在过去的11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显然，公益事业的发展速度不容乐观。

但是不管它跑得快还是慢，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的人总是对这个事业有所期待。就像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某个项目的一分、一角或一元的捐赠记录，每一秒都在刷新。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杨海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9月25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