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荣：疫情影响下的中欧关系，需要怎样的战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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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全球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欧疫情背景下的中欧关系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原定今年举行的三次中欧峰会，包括中欧和东欧国家领导人17+1会议、第22次中欧领导人会议和中欧特别峰会(27+1)将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危机正推动中欧关系形成新的历史节点。

欧洲国家升级防疫措施这是3月17日在马耳他瓦莱塔阳台上拍摄的自制海报。新华社(乔纳森·博尔杰摄)

继2008年金融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和2016年英国公投之后，疫情防控进一步暴露了欧盟自身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欧洲酝酿的战略话语值得我们关注和回应。这里所谓的战略 叙述指的是政治行为者本身、利益相关者和互动秩序的概念化。 在国际关系中，战略叙述的对话、竞争和交流反映了行为者的身份建构，并形成了政策协调的可能性。

COVID-19的肺炎疫情不仅威胁公共卫生，也给欧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全球供应链和经贸互联带来现实挑战。毫无疑问，这一流行病将导致所有国家的增长放缓，甚至陷入衰退。一般来说，同时发生的衰退可能比单一经济体的衰退更深、持续时间更长，尤其是对欧盟这样的开放经济体而言。
鉴于疫情的发展及其日益明显的后果，欧盟及其成员国出台了各种相应的危机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带来了认知结构和战略叙事的一些变化，将深刻影响未来中欧关系的构建。在上述背景下，欧洲国家围绕三个问题出现或加强了它们的战略叙事和辩论。

1、质疑音像的全球化

中国疫情爆发后，为应对疫情，中国暂时采取措施停止生产，这给全球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占全球总量的16%，高于2003年非典期间的4%。此外，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也是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因此，中国的防疫措施必将对世界经济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欧洲COVID-19肺炎的爆发让欧洲和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例如，在丹麦，从3月9日至3月24日，登记失业人数增加了43，000人，是去年的三倍，失业总人数达到160，697人。根据丹麦企业联合会最近的一份报告，2020年丹麦的经济损失估计将达到1550亿DKK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要严重。在那次危机中，丹麦的国内生产总值缩水了5.4%，这次的损失将是6.7%。

这种不断出现的脆弱性导致了西方对全球化的新一轮反思，这种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欧洲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了一篇题为《COVID-19肺炎病毒给全球化注射了一剂退烧针》的评论文章，指出这一流行病凸显了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全球化必将降温。然而，评论也指出，与中国“脱钩”不是一种可取和正确的方式。 经济学人指出，在西方，COVID-19肺炎疫情对自金融危机以来掌权的一代政治家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中的许多人谴责全球化和专家，喜欢分裂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流行病符合他们的议程。这些国家可能会效仿美国，控制进口和关闭边境。当短缺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时，工业可能会退出全球化进程——尽管它们将通过多样化的供应链得到更多的保护。

2.主权意识和地缘政治思维得到进一步激活

在爆发之前，欧洲联盟密切关注世界秩序中的规范性危机。慕尼黑安全会议曾讨论过“西方缺席”的概念，这表现出一种缺乏规范的危机感。它还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欧盟正在出现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同时，它强调“主权欧洲”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博弈。难民危机、英国退出欧盟、民粹主义政治等因素引发的欧盟内部一体化危机，以及美国传统主义政治和非多边主义立场共同塑造了欧洲新的战略叙事。

欧盟的新战略叙事是再次拥抱主权的概念。在2019年3月发布的政策文件《EU-中国:战略展望》中，欧盟将中国定义为拥有不同制度体系的竞争对手。2018年，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容克(Juncker)也在他的欧盟演讲中提出了“欧洲主权时刻”，指出欧洲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中更具主权的行为者，并有能力塑造全球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强调，需要创造“一个更加自信的欧洲。”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因(Von Delaine)誓言要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欧洲委员会”，这表明欧盟可能有堡垒的倾向。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这种主权意识和地缘政治思维被进一步激活。

如何应对上述认知变化？中国应该如何判断和调整当前与欧洲的关系？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功能性欧洲在世界格局巨大变化中的战略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不仅要看到欧盟高度复杂的分权政治框架的弱点，还要看到欧盟成员国的团结机制和身份危机问题，不能忽视欧洲的危机应对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新的战略叙事塑造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和战略选择。在防疫措施的引入上，欧洲国家在初始阶段基本走自己的路，但随着对新型冠状病毒认识的加深，这些措施逐渐趋同，最严厉的社会控制策略一般在非战争条件下采用。各国政府还采取了组合拳击、经济救济措施和金融法律措施，并释放资源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拯救本国经济。例如，德国政府将增加约1560亿欧元的债务，并计划一项高达6000亿欧元的“保护伞”计划，以帮助中小企业。丹麦也推出了类似的措施，包括一项60亿美元的巨额救援计划。挪威金融管理机构已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2019年禁止分红。在欧盟一级，政策协调也得到了加强，对成员国财政支出的限制也有所放松。 总计划金额为250亿欧元的COVID-19投资计划已经启动。欧盟委员会也暂停了欧元区政府的债务，等等。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欧洲国家强调没有有效疫苗的社会隔离的有效性，同时也开始释放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体系。从本质上讲，危机应对需要一种分担风险、快速有效达成共识的机制。在北欧，福利国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可以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激发强大的团结力量。一个国家的一些结构性条件，如小规模、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高度信任和高度同质性，有助于促进这种团结、共识和弹性。与此相关，福利国家产生了社会投资的生产率，这可以更好地鼓励政府与企业、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合作，实现风险的社会分担。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较大的联合防控机制。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福利国家都有这样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有风险意识和社会投资的福利国家更有可能脱颖而出，理论上，它们可以更快地从危机中复苏。

尽管欧洲国家在危机面前四分五裂，但它们在欧盟框架内具有可操作的政策传播和机制协调能力。为应对2009年的h1n1疫情，欧盟于2013年通过了《跨境健康威胁决定》，以加强欧盟内部的协调和应对能力。在这一法律框架下，欧盟委员会利用三个关键机制与成员国进行协调，即预警和应对系统、卫生安全委员会和卫生安全委员会的传播者网络。除了卫生政策协调机制，欧盟还有一个解决集体挑战的政策工具箱，包括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启动的欧洲稳定机制和欧盟团结基金。一种可能的情况是，COVID-19肺炎疫情为欧盟提供了一个建立强有力的危机管理机制的机会，该机制可以汇集成员国的资源，并引导它们采取协调的财政政策。3月18日，欧洲中央银行(ecb)发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在未来九个月内将其资产购买规模扩大7500亿欧元。对于意大利、希腊、德国、法国等陷入困境的国家的政府来说，这种干预有望降低它们的融资成本，帮助它们摆脱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难。

我们应该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卫生治理方面开展精确的合作，并对欧洲发展文化敏感的战略叙事。

首先，发展精确的国际卫生治理合作。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和实际需要，地区情况也不同。因此，援助的提供渠道和规模也应该不同，但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援助的效力。在走向精确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增强灵活性，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机制结合起来。长期的社会投资和公共外交以及人文外交是根本，我们应该重点通过非政府组织提升中国资本在欧洲的社会责任，包括发挥地方政府的外事交流机制的作用；我们应该进一步集中精力，使我们的合作机制多样化。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重视海外华人和海外学生的独特作用，积极保护这一群体，鼓励他们与当地社区建立和分享，避免政治化和对排华的偏见。

其次，构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战略博览会。关于全球卫生合作，我们应该界定人道主义规范，并坚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指导。在坚持自我立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和理解欧洲的战略焦虑。分享中国的计划并不意味着改变制度结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本质上，它是尊重多样性和相互帮助。

总的来说，当我们看到欧洲陷入困境时，我们不应该低估危机应对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毫无疑问，危机是历史上结构变化和长期变化的催化剂。然而，催化剂的范围和结果取决于我们自己控制疫情、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能力。与此同时，有必要针对欧洲的新战略思维发展文化敏感话语，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中欧关系的“规范性再平衡”。(编者:周)